正當同屆同學紛紛退休，準備坐享清福、享受人生的時候，黃文英卻對本土新藥開發的可能性，秉持始終如一的堅持與浪漫，認為臺灣也有實力可以從頭到尾研發出屬於自己的新藥，因而抱持貢獻自我價值的使命感，選擇回台服務。

自2013年底返臺接管順天醫藥生技總經理，以不到3年時間使順藥由私人成為上櫃公司，更重要的是順藥開發的「長效型止痛針劑」歷經數年周轉幾乎停滞，在她領導的順藥團隊努力下，完成三期臨床試驗順利取得國內藥證，成功在臺灣上市，改寫臺灣原創新藥的扉頁。

當順天醫藥生技剛完成長效止痛新藥上市及國外授權的壯舉，長年居住在美國的先生與孩子盼她回家，加上隨著孫子的誕生，讓她內心興起返美的念頭，但命運總是如此奇妙……

此時與母校淵源極深的安基生技朝她招手，期望擁有豐富業界資歷的黃文英，能將學術基礎為導向的安基推一把，完成最後一哩路。於是她決定與安基的研究團隊合作，一起打造屬於自己的小分子原生新藥。

回想當年，黃文英在1978年從臺大藥學系畢業時，當時流傳著「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聲浪，班上僑生同學畢業後多半返國，其他本地同學則一個個也像奪籠而出的鳥兒，紛紛奔赴美國的懷抱。

黃文英自認是堅實的「本土派」，打算留在學校或當社區藥劑師。但是當時臺灣尚未實施醫藥分家，自己想做的研究方向也不清楚，讓她開始迷惘了起來，加上家人鼓吹「藥師嫁醫師」，更成為黃文英想逃脫的宿命。

要從「本土派」變心，下定決心出國，她給自己提出兩個條件，第一是讀的科系要是臺灣當時沒有的（學成回國機會大），第二是要有獎學金（不給家裡造成負擔），加上求學時社團認識的臺大化工系男友已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就讀，於是在畢業後一年，也選擇前往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就讀毒理學(Toxicology)。

往後這也開啟了黃文英在藥學開發上的「通才」技能，離開臺灣後的她，從藥劑師一途，岔開成了多元技能的大樹，每一個枝葉通向不同的領域，她可以做藥、可以做動物實驗，也可以做臨床試驗及藥品註册。

黃文英說，在她任職的美國藥廠期間，曾經與許多醫師一同工作。當時問一個醫師同事，「你是醫師爲什麽不去看病，跑來藥廠做藥？」醫師同事答，「當臨床醫師看病的話我得一個一個病人醫，來到藥廠開發出一個好藥，可以造福很多人啊。」

「這一句話影響了我，藥學的應用及對病人的影響是非常廣泛深遠的，好比這一次COVID-19疫苗及藥物的研發，光靠醫師是不夠的，藥廠也要一起努力，才能遏止疫情，對人類有所貢獻。」黃文英往後在開發藥品的職涯，深深地受到這一句話的鼓舞。

黃文英在1979年出國求學，花了2年半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在葛蘭素工作4年，但礙於自己是女性、是外國人，又從事研發領域工作，體會到只有碩士學位很難「出頭天」，便興起念博士的念頭，半工半讀，取得P趕HD學位的那年是38歲了，她笑稱自己是「老博士」。

回憶起攻讀博士學位的歲月，黃文英必須一邊工作、一邊念書、一邊帶小孩，婆婆還為此幾度來美國幫忙帶孩子，讓她可以安心工作、趕論文，假日時婆婆就會帶著孫子上教堂禮拜，而黃文英說「實驗室就是我的教堂。」

一邊全職工作、一邊攻讀博士學位，黃文英從周一到周日全年無休。快要取得博士的那1年，先生離開任職的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到紐澤西默克藥廠工作，夫妻一人在北卡羅來納，一人在紐澤西，「我除了工作，晚上回家要寫論文跟帶兒子，那是最辛苦的時刻。」

終黃文英的辛苦有了收穫，她順利取得學位，輾轉拿到幾個不錯的工作機會，還得到獵人頭邀約到加州工作，並且坐到了副總裁的職位。「回過頭來，這是我做過覺得最驕傲的一件事，當時年輕有體力，可以半工半讀、帶小孩，不可能再叫我做一次了！」

2004年她應邀到了加州工作，無奈房價太高，夫妻倆選擇一人在東岸、一人在西岸，當起假日夫妻。周一到周五認真工作，先生在周五下班總會搭飛機來西岸找她，周日搭半夜飛機返回東岸，剛好趕赴上午9點上班。

黃文英說，「如果這個模式換成白人夫妻，恐怕早就分開了。」直到自己在加州的公司被葛蘭素史克收購，她與先生兩人終於再度請調到北卡羅來納，享受3年夫妻「真正在一起」的歲月，「命運真有趣，人生繞了一圈又回到北卡了！」

面對新藥開發動輒花上數十年青春，期間可能臨床前研究碰到瓶頸、臨床試驗解盲失敗，甚至註册上市後銷量不好，對於臺灣資本及規模小的公司都是重大的打擊與挑戰，但她表示，藥物開發除了要知道如何選題、停損，更重要是有堅持及「can do attitude」樂觀的態度才會成事。

近年遇上疫情，外界看見了mRNA技術的崛起，更帶生技界許多鼓舞。其中功不可沒的研發者之一的匈牙利女科學家卡里科（Katalin Kariko），數十年始終不被看好，經費斷炊、辦公室一度被搬遷到地下室，因爲她的堅持，今天COVID-19疫苗才有可能這麽即時做出來，她也才能得到世人肯定。

她又列舉，近期藥華藥躍升生技股王，將它的股價撐高的真性紅血球增生症罕病新藥，已在歐美取得藥證、且是第一線用藥，但它先前做的是其他適應症，經過重新選題定位及20年來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目前臺灣市值最大藥廠。

但只做好「選題」還不夠，若後續開發出來的藥物無法與醫療行爲或保險給付配合，又可能讓好藥乏人問津。黃文英在美國曾研發過一條皮膚藥膏，可供早期皮膚癌風險預防，藥價合理且效果佳，卻因與醫師使用液態氮診療衝突，無法順利推廣。

同時藥物的進展如果拖太長，即便解盲成功也獲得市場的青睞，但取得藥證後專賣期太短，將難以回收投資，因此新藥開發過程分分秒秒都在跟時間賽跑。

「你問我有沒有人生很重大的困難，我說還好，是因為我在遇到很大的挫折之前，幸運地有很多小成功的經驗堆疊起來支撐著我；如果一路只遇到挫折，應該就很難有解決問題的信心吧。」黃文英性格看似浪漫，卻有無數實務經驗，使她能穩穩不動如山。

每當團隊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她總說，「還好吧，天不會塌地。」在她34年的美國經歷中，看過許多在某家藥廠失敗的藥物，卻在其他藥廠手上東山再起；曾任職的公司經過七八次整併，最終好的產品仍是成功的。「最近還在大賣場及藥㛇店看見十幾年前開發出來的產品呢！」。

「如果你做的是對的事情，你的Data是有價值的，整個產業的知識就能增加，如果我真的失望灰心，一低頭這些就都沒有了。」黃文英從未想要離開生技界，「每一步研究辛苦得來的心頭肉，要死也要看著它死，科學家就是這樣的精神。」

「我同學見我都會問，你不是要退休，怎麼還在工作？」黃文英坦承，她很Enjoy工作也很愛玩樂，但如果要叫她天天爬山、聽音樂、打球，總覺得「不太踏實」，認為人生就是要徹底發揮價值和貢獻，「先生聽了總是笑我很迂腐。」

她覺得作為4、5年級生這一代很幸運。畢業後正是臺灣經濟突飛猛進的高峰，工作機會也多，不管到哪裡都能有不錯的機會和待遇，尤其對自己能持續在熱愛的生技業工作十分感恩。「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品質雖然改善很多、選擇也變多，不過世界也更競爭，他們有too much too lose，也更辛苦了。」

面對7、8年級生和未來9年級生的焦慮，加上藥學系學制從4年改為6年，臨床藥學更為專業外，她也鼓勵學生多元發展，發揮其他領域的可能性，以當時各屆同學來看，有人當牧師、有人當律師、有人做投資理財、有人從事電子業等，把藥學的路走得更寬廣了。（撰文／謝承恩）